2012年，当法国商人皮埃尔·安杜兰德（Pierre Anduran）联合美国前搏击运动员斯科特·拉德曼（Scott Rudmann）与马来西亚资本方道尔达体育亚洲公司（TSA）共同创立GLORY赛事时，一项跨越国界的站立格斗传奇就此启幕。从首届赛事落地瑞典，到全球设立多国总部；从欧洲搏击文化的深耕，到亚洲市场的战略扩张——GLORY以“无国界竞技场”的身份重塑了现代搏击的疆域。

一起源：多国基因的赛事奠基

法国商人与国际团队的共创

GLORY的诞生源于法国商人皮埃尔·安杜兰德的商业视野。他凭借丰富的跨国资源，联合荷兰搏击推广人科·赫默斯（Cor Hemmers）和美国合伙人拉德曼，形成核心创始团队。这一组合融合了欧洲搏击传统美国体育营销经验与亚洲资本支持，使GLORY从初创即具备国际化基因。

多国总部与全球化定位

赛事总部初设于新加坡，旨在利用其国际金融枢纽地位吸引投资；荷兰阿姆斯特丹（搏击文化中心）和美国办事处（媒体与市场枢纽）形成协同网络。这种“去中心化”布局突破了单一国家的限制，正如其官方所述：“GLORY不属于某国，而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体育品牌。”

二运营：资本与市场的跨国网络

亚洲资本的核心驱动

马来西亚公司“全能体育亚洲有限公司”（TSA）作为主要投资方，主导了GLORY的早期收购与运营。TSA的体育营销网络覆盖中国印度及东南亚，为赛事亚洲落地提供基础。2018年，中国曜为资本注资后，GLORY加速在华布局，先后在广州深圳举办全球序列赛（GLORY46GLORY57），并将中国视为“增长最快的市场”。

全球协作的赛事体系

GLORY的赛事执行依赖多国分工：荷兰团队负责选手配对与竞技标准，美国团队主导媒体版权分销，亚洲团队则开拓新兴市场。例如，2024年GLORY与日本RISE赛事联合举办八人赛，实现技术规则与商业资源的跨区域整合。

三竞技舞台：运动员的“世界公民”身份

无国别的冠军阵营

GLORY的选手体系打破了国籍界限。泰国名将佩帕侬（Petchpanomrung）以65公斤级统治级表现成为赛事标志；摩洛哥的巴贝兹（Donegi Abena）与立陶宛的马斯洛博耶夫（Sergej Maslobojev）在轻重量级的对决，则凸显欧洲与非洲力量的碰撞。赛事签约的160余名顶尖选手中，仅30%来自创始国荷兰。

统一规则下的文化融合

GLORY通过标准化规则（如允许膝撞与低扫，限制箍颈连膝），将泰拳空手道踢拳等不同流派纳入同一框架。这种“规则中立”设计，使荷兰选手的立体进攻泰国选手的内围技术东欧选手的重击风格得以同台竞技，形成独特的搏击美学。

四挑战：全球化运营的风险博弈

过度扩张的财务压力

早期GLORY为整合资源，收购荷兰赛事It’s Showtime并接收大批K-1遗留选手，导致签约成本激增。赛事需高频举办以维持选手曝光，但如2013年业内分析指出：“GLORY密集办赛如同坐在火山口，一旦亏损可能步K-1后尘。”2024年，GLORY一度陷入破产传闻，后通过缩减赛程深化区域合作（如日本RISE）逐步恢复。

本土化与文化认同的平衡

在亚洲市场，GLORY面临“国际标准”与本地偏好间的矛盾。例如，中国观众更关注本土选手参战，但GLORY 57深圳站仅3名中国选手进入主赛。其CEO马歇尔·兹拉兹尼克曾坦言：“需将中国武术传统融入赛事，而非简单复制欧美模式。”

结论：无国界竞技场的未来路径

GLORY的本质是“搏击全球化实验”：它以多国资本为根脉，以跨国人才网络为枝干，最终结出超越单一文化认同的体育果实。其成功印证了职业体育的进化方向——赛事国籍正被“协作效率”与“文化包容性”重新定义。

全球化仍需深耕本地土壤。未来GLORY需在选手培养（如建立中国训练中心）、规则创新（例如增设传统武术表演赛）与可持续财务模型中找到新平衡点。正如2025年荷兰第100期赛事所昭示的：当泰国拳王佩帕侬高举金腰带时，观众欢呼的不仅是冠军，更是一个真正“去边界”的搏击时代。